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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随笔】翻译没有禁区 但译者心里该有杆秤

时间:2018-05-16 23:32 点击:
时过境迁,相比前辈,现在的译者责任更加重大。首先是选择什么样的作品进行翻译,葛浩文把莫言的书翻译成英文,他曾经提过,选择什么翻译是重要的,选择错了,就

  经典翻译与《小王子》

  外国一流的或是二流的重要文学经典作品,在每个时代都有新译本出现,这是正常的事情。一个好的译者使得一个好的译本更加符合当下的审美习惯,语言上的变化本身也会造就新译本。另外在翻译追求的理念上,有主张回归本土派,有创造翻译的异化派,不同的翻译风格产生了新译本,这也是正常的事情。

  中国在1992年加入版权公约,20年过去了,整个出版翻译过程中,因为经济商业利益的目的太多,而没有从经典传播的角度出发。

  以前就曾出现过,翻译被盗用的情况,一个人可以翻译五六个语种,一看就不是真正的翻译家所为。这个情况对翻译界是极为不利的。而对一个新译本进行炒作,或许是拼凑而成但号称最佳译本,这是有违翻译精神的。每一代法语翻译家都在进行努力,《红与黑》算是特别多的了,《小王子》有二十多个译本,这有点浪费了,那还不如把精力放在那些更值得介绍的当代作品中。

  这几年文学翻译批评发展起来,对翻译的文本进行纠错,有比较才有鉴别。只有出版社与读者、编者与译者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,才有利于更加健康的环境。就像中国名著翻译到国外去,有人说,这就像一场奇遇。一个好的译者能开拓一个作家在异国的生活,而如果一个译者把作者的翻译东拼西凑,那生命就被糟蹋了。

  《小王子》译本中,我特别喜欢周克希的。在前辈的翻译家中,我特别喜欢傅雷,他的作品能够屹立五十年不倒,给我们做出了典范。傅雷翻译巴尔扎克的时候,每天工作八个小时,也就能翻译1500字左右。他也曾说过,每本书要读五六遍,读不懂是不敢下手的。而且他翻译要做三稿,修改之后,那就等于六稿,最后一遍校对,一共七稿。这样认真的态度,有助于读者对原文的理解,达到完美的境地。

  译本需要“三关”把守

  翻译因书而异,我翻译文学名著,有的时候比较快,慢的时候也就一天一二百字。罗新璋翻译《红与黑》,每日只得三五百字,郭宏安翻译每天也就两三千字,这是常态,而实际越翻译越如履薄冰。因为对原文的理解是无止境的,而优秀的译者对语言的本身都有更高的追求。译者需要有质量意识,因为优秀的译本把读者引向作者,而差译本则离间了读者和作者。

  译本之间的质量相差很多,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、郭宏安翻译的加缪都具有典范性。好的译本需要三关把守,“译者、编者、主编”,所以我说很多差的译本都是因为“三关失守”。译者本身错,编者不懂,主编更挑不出来,何谈质量?

  时过境迁,相比前辈,现在的译者责任更加重大。首先是选择什么样的作品进行翻译,葛浩文把莫言的书翻译成英文,他曾经提过,选择什么翻译是重要的,选择错了,就把这个国家在国外的路给堵死了。其次,一个翻译者要选择什么样风格的作品来表达,译者要具备知识性,避免产生误导。最后,一个翻译者翻译几十万字,难免要出错,重要的是怎么踏实地走好每一步,让原著更加贴近读者。

  200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克莱齐奥的作品是我翻译的,后来我还重新翻译了巴尔扎克的《贝姨》、《邦斯舅舅》等,是为了学习傅雷的翻译,进行新的表达。现在我不太做重新翻译的工作,因为重译发展的余地很小。有出版社曾经请我重译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,都签了合同了,但是我退了,因为傅雷当时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了。最近我更关注翻译的教育研究工作,南京大学成立了翻译硕士研究班,新时期的翻译需要责任和眼光,所以我们从道德和技术两个层面进行培养。

  翻译没有禁区,不是学院培养的一定比自学的优秀。而是译者心里要有杆秤,有严肃的精神和对原作的尊重,再借助翻译进行表达。我们当然不排斥新的翻译个性和尝试。

  许钧: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中国法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、中国译协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副主任。1993年、1998年两度获法国文化部颁发的“奖译金”。他曾参与翻译《追忆似水年华》、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等著作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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